在为期两年的研修期间，学院将为其安排一系列司法实务操作类课程，由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为其讲授法律实务课程，同时安排其进入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构等进行实习，以便对法律运作情况有全面的了解。

更为关键的是，为了保障公职人员能够更好地履行职务，必须赋予他们不同于普通人的专项权利——当然，这必须与职务行使有关且为行使职务所必不可少——或径直言之，特权。在法庭上，检察官也好，律师也好，扮演的都是一种职业角色，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按照职业规则来进行自己的行为。

……准确地说，任何一类特定的法人或特定个人享有什么样的法律权利取决于各时期相关的特定的法律制度，一项所宣称的权利如隐私权是否得到承认可能会受到怀疑或有争论。自然，地位与荣誉又都是与职权相关联的，只能是卓越行使职权的副产品。法律地位的每个方面，法律都赋予了一定的权利和责任，有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特定的个人权利和资格的完整性等等，都由每个人所处类别的整体性质所决定。这一方面说明积极权利的实现有待于另一方的参与，如劳动权的实现必须是劳动者加入到某一个企事业单位中，接受相应的工作安排，否则该权利就无从获致。但从总体来说，这样的措施肯定是必需的，也是合理的。

二、源于地位的权利与满足利益的权利 在法学上，地位往往和权利混同，但两者实有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么，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与法律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先看第一种类型的基本权利，即由宪法直接宣示的权利，这与法律是否存在无关。[10]为了实现正义，对行政程序的裁量应遵守有关规则，也包括所作的选择足以实现行政目的和符合正当程序原则。

最高法院在公布典型案例马恩本安置补偿款案时指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案件，能够排除地方干扰，作出公正裁判，监督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充分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14]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证据加以证明。甘肃省高级法院认为，环境民事诉讼案件的侵权行为地就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和损害结果地。其实，西方国家保障司法独立的还有划分与行政区划不一致的司法辖区。

[3] 高邮湖水域为国家所有，连接江苏和安徽两省。另从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到一个跨界污染案即东海-临沭案。

（2）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二）养殖水域规划 《渔业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7]1993年，我国实行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对已有行政行为的撤销或变更，本身构成一个行政行为，应遵循法定程序。

对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联合调查而未联合调查取得的证据，法院应如何对待？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宋莉莉案裁判摘要指出：行政机关在对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作出裁决时，违反法规的规定，以拆迁人单方委托的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被拆迁人提出异议的，应认定行政裁决的主要证据不足。判决在此确认了受害人韩桂林所持有的养殖证系许可证，构成司法判决的基础行为，对法院认定合法权益具有拘束力。跨县的，由有关县协商核发养殖使用证。对超范围养殖的水产却不按公定力认定，认为主管部门没有认定为非法养殖，且证明正在补办手续，主张不应排除在合法权益之外。

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目的是缩短行政流程，以便公共服务更贴近公众，让公众更便于参与。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等七部门就印发了《关于加强河流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改革还在推进之中，相关法律尚未制定，还远没有达到法国的发展阶段，但地方利益已经获得政策上的认可。如果像天长-金湖案一样的跨省案件都以最高法院巡回法庭作为一审管辖法院，那巡回法庭也将不堪重负。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案中，致害人不服平凉市中级法院作出管辖异议的民事裁定，提出上诉称：本案指控的水污染侵权行为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内，所有被告均位于固原市内。（详见《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1民终513号民事判决书》）下文中，凡引用该裁判文书的，不再一一注明。二审法院审查认为，黄渤海区监测站依据农业部的有关规定，接受当地渔政管理部门的委托进行调查鉴定，并依规定将有关报告抄送山东省渔政管理部门，程序并不违法。[22]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12月30日，第3版。（三）基于区域合作思维法院应持的态度 1.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应持的态度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拘束法院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审核和认定？最高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6条规定：对于法律、法规、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跨界污染纠纷的审理，进一步凸显了平等对待和司法中立的重要性。

当一方当事人系被指定集中管辖环境案件的法院辖区时，就无法保障对该案审理的中立性。摘要:  在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分立的背景下，地方行政机关是辖区地方利益的主体，实施有关行政行为应符合正当程序，与相邻地方行政机关协商一致。

当这种公平对待感觉不良时，则是上诉和不断申请再审。刘新魁等：《法国司法制度的特色与发展》，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基于本文所设定的问题和目的，不准备从法律学说上展开演绎，而拟运用实定法规定和判例经验加以论证。[24]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防市民一终字第377号民事判决书》。

基于前文关于受害人所在地主管部门单方面调查取证违反法定程序或正当程序，法院应当引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讨论，以及宋莉莉案裁判摘要，天长—金湖案审理法院对应当联合调查而未联合调查取得的证据、对应共同委托而为共同委托的鉴定报告不予采信。在以往，我国对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所关注的主要是法官终身制和高新制。但对区域合作法制除了从治理角度的研究以外，还需要从纠纷处理即司法角度加以考察。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曾一度失控。

[10] 参见郑春燕：《服务理念下的程序裁量及其规制》，《法学研究》2009年第3期，第94页。[23]尽管该联合调查系同一行政区内有关部门和组织的联合调查，[24]但对跨界污染查明事实、化解纠纷的意义是相同的，即最高法院认为受害人和致害人所在地主管部门应联合调查取证。

[32] [法]让·里韦罗等：《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8页。[15]在有关行为法上，原则性表述是环保部和农业部分别负责或主管全国环保和农牧渔业行政工作，体规则则表现为对省级环保和渔业行政部门行政行为的审批或备案。

（一）平等对待的担忧 从天长—金湖案的审理来看，平等原则的贯彻令人担忧。河南省环保厅《关于印发防控与处置跨界水污染事件意见的通知》，2011年5月10日。

第二，跨界污染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跨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9条规定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如果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行政机关偏私，则行政机关的这类调查取证具有中立性和合法性。二审法院就上述争议审查认为：第一，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鱼和家禽大量死亡的事实，至于导致死亡的原因和数量有其他证据证实。天长-金湖案当事人对规划未发生争议，裁判文书未涉及渔业功能区规划。

该意见要求上下游环保部门协同调查处置，上下游政府协商处理纠纷。[21]基于法制统一原则，法院更应反对地区分割。

跨界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以跨界水污染责任纠纷为典型。司法中立更具有重要意义，必须从司法体制上加以创新完善。

这是发展规划编制的法定程序，不仅具有形式意义而且具有实体意义，即不仅仅应遵循征求和听取相关的相邻地方行政机关的意见而且必须与相关的相邻地方行政机关协商一致。第二，法院应受区域合作规则的约束，重点从程序角度审查涉案行政行为和行政调查的合法性。